第七十七章 刘琦投刘备，荆州生是非1896（2 / 2）

“阿祐，刘表今何在？”

“回主公，刘镇南与家父同行，今已至叶城。”

叶城是颍川郡与南阳郡交界处的叶县治所，与许都之间，仅仅隔着一个昆阳县，而叶县县令…

如今正是曾寓居荆州的颖川士人繁（此字为姓时，音为婆）钦。

繁钦虽在《三国志》中无独立传记，但其人与傅巽（也无传记）皆不愧为一时之俊杰。

本书中建安六年（西历201年）黄祖之乱时，刘表为确保江夏郡不失，先是派出从子刘磐配合猛将黄忠，跟随黄祖攻伐丹阳郡，随后…

终于开窍的刘表，召集流寓士人中的佼佼者，率精锐部曲沿沔水顺流而下至大江…

结果，这些流寓士人被桓阶截胡，并被带到许都投奔了朝廷，也就是卫府。

这些人有：司马芝（司隶河内）、王粲（兖州山阳，刘表老乡）、裴潜（司隶河东）、繁钦（豫州颍川）、傅巽（凉州北地）、和洽（豫州汝南）。

包括无传的繁钦、傅巽在内，这些士人在历史上，都陆续成为曹魏重臣。

而如今，刘表即将与南阳郡叶县县令繁钦重逢…

苟哥心中有些期待。

当然了，此时苟哥的当务之急，是尽快将此事禀报于天子刘协。

于是乎，苟哥颔首道：“阿祐，你速速随我入宫、觐见天子！”

少顷，苟哥、桓祐二人，便在卫府精锐护卫之下，向宫城疾驰而去。

途中，苟哥简单询问了一番，荆州如今的大致情况。

桓祐一五一十、向自家腹黑主公全盘托出真相。

桓阶、诸葛瑾二人，护送荆州豪士抵达襄阳之后…

桓阶周旋于荆襄豪族之间，而诸葛瑾则不停拜访司马徽、庞德公、黄承彦、向家等与诸葛氏关系密切的荆襄名士。

在二人奔走、周旋之下，二人第一时间便稳住了略微有些动荡的荆襄局势。

与此同时，仍在武陵郡的黄忠、文聘二人，刚好传书至襄阳城，继续向刘表施压。

毫无意外，由文聘训练、赵旻补给的那支五溪蛮蛮兵，已经攻下了武陵郡郡治临沅城（今常德）。

换言之，即便刘表不降，其人在荆州刺史部，如今也仅仅剩下南郡这一郡之地，再也翻不起任何风浪。

所以，理所当然地，刘表在自家老婆蔡夫人劝诱之下，无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

二人交谈间，便已至宫城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。

咱们来看一看，甄妃的性格缺陷。

这是甄妃被曹丕冷落的主要原因。

甄氏之死的主要原因，在于其习自前夫家族的妒忌、干政风气。

袁绍家族的女眷以“乱政”、“善妒”闻名，绍妻刘氏不仅“追妒亡魂，戮及死人”，还一力唆使袁谭、袁尚兄弟相残，致使宗族湮灭。曹丕耳闻目见，对此深恶痛绝。

刘氏性酷妒，绍死，僵尸未殡，宠妾五人，刘尽杀之。--《典论》

绍听顺妻（刘氏）意，欲以尚为嗣，又不时决定。身死而二子（袁谭、袁尚）争国，举宗涂地，社稷为墟。--《典论》

在曹丕撰写的《典论内诫》中，他不遗余力地痛斥妇人妒忌、乱政之祸，甚至得出结论：“袁绍虽蔽，亦由恶妇。”可见曹丕对袁家女眷成见甚深，乃至视之为“恶妇”。甄氏无疑亦在其中，只不过彼时的她因色而宠，深受曹丕迷恋，因此暂时掩盖了双方矛盾。

追妒亡魂，戮及死人，恶妇之为，一至是哉……绍虽蔽乎？亦由恶妇！--《典论》

文帝纳后于邺，有宠，生明帝及东乡公主。--《魏书文昭皇后传》

一如袁氏诸妇，甄氏亦有“专擅”之行。虽然王沈《魏书》盛赞甄氏心胸宽广，且列举诸多史料以增色添彩，但裴松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记载，遂做出结论：“卞、甄诸后言行之善，皆难以实论。”

魏史若以（赐死甄氏）为大恶邪，则宜隐而不言，若谓为小恶邪，则不应假为之辞，而崇饰虚文（指王沈在《魏书》中杜撰的材料）乃至于是，异乎所闻于旧史。推此而言，其称卞、甄诸后言行之善，皆难以实论。--裴松之

好家伙！裴松之就差将狗贼王沈之尸揪出来，再大骂其人胡说八道了！

最典型的例证，便是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把持后宫，专擅专宠，与《魏书》塑造的温婉形象判若两人。

刘孝引《魏略》补注《世说新语》亦提到甄后“擅室数岁”。按曹叡与诸弟的年龄差异而论，此言当为不虚。

至魏黄初元年（220），年近四旬的甄氏已年老色衰，“色衰”即意味着“爱驰”，也意味着“恩绝”。因此她虽替曹丕诞育长子（曹叡）、长女（东乡公主），却久不得立为皇后，甚至遭遇冷落，被留置邺县，不得与曹丕相见。

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驰，爱驰则恩绝。--《汉书李夫人传》

文帝即王位，六月，（曹丕）南征（即赴洛阳继位），（甄）后留邺。--《魏书文昭皇后传》

至此，甄氏身为“袁氏内妇”的另一重隐藏性格随即发作，即干乱政务。

《文昭皇后传》对甄氏的死因记载十分模糊，仅云其“愈失意，有怨言”，实际按照“文帝践阼”的历史背景，以及曹叡“以其母诛，故未建为嗣”的处理结果来看，甄氏彼时的“怨言”，无疑是针对魏朝国本，意在谋取皇后与储君之位。

（文帝）践阼之后，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，郭后、李、阴贵人并爱幸，（甄）后愈失意，有怨言。帝大怒。--《魏书文昭皇后传》

从时代背景出发，曹丕既然已经“践祚”，那么理所当然要立皇后、立太子。按甄氏的想法，论年资高低、论子嗣长幼，她都应该荣登后位，至于其子曹叡则是储君的不二之选。

而曹丕最恨妇人干政，他在黄初三年（222）九月，即赐死甄氏之翌年，便下诏怒斥“夫妇人与政，乱之本也”，甚至立下祖训：“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，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”，若有违背者，“天下共诛之”。言辞可谓凶厉。

九月甲午，诏曰：“夫妇人与政，乱之本也。自今以后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，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；以此诏传后世，若有背违，天下共诛之。”--《魏书文帝纪》

从时间背景上看，曹丕此言虽是针对其母卞太后（卞氏彼时回护曹植，令曹丕难堪），但也未尝不是对甄氏故迹的迁怒。

时（文）帝欲治弟（曹）植之罪，偪于太后，但加贬爵。--《魏书周宣传》

正缘于此，甄氏赐死之后，曹叡旋即失宠，从“生而太祖爱之，常令在左右”的尊贵待遇，一夜跌落到“以其母诛，故未建为嗣”的凄凉境地，甚至被迫低调行事，不与朝臣往来，直至曹丕“病笃”，才被“立为皇太子”。

（明）帝与朝士素不接。--《魏晋世语》

（曹叡）以其母诛，故未建为嗣。七年夏五月，（文）帝病笃，乃立为皇太子。--《魏书明帝纪》

毫无疑问，甄氏的妒忌、干政之风，既害了身家性命，也险些连累爱子。众所周知，历朝之废储，鲜有善果。

从某种意义上看，曹叡能够跌跌撞撞地登基，也得益于曹丕的短寿。但即使在曹丕短寿的情况下，曹叡的地位也并不稳固，因为曹丕曾一度考虑过立庶子曹礼为嗣，其处境凶险如此。

文帝始以（明）帝不悦，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（曹礼）为嗣，故久不拜太子。--《魏略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