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三章 唤群臣议政，召各地强兵7781（2 / 2）
周瑜眼眸一转，轻轻碰了一下身旁的太史慈，压低声音道。
“子义兄，呵呵，西域恐已为主公所定矣！”
太史慈没有瑜哥那么逆天的智商，但其人毕竟曾身为一方诸侯，该有的情商、城府丝毫不缺，是以其人微微颔首。
“公瑾，主公既对此讳莫如深，某等便暂且不提此话题，待今夜某等再详谈此事亦不迟。”
周瑜颔首。
“子义兄所言极是！”
待晚宴结束，卫府众人各自散去，赵旻亲自安置黄忠、文聘在卫府暂住。
“汉升、仲业，不知你二人家眷今何在？”
这对老乡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。
黄忠抱拳道：“回主公，某随故主刘镇南之从子刘磐定长沙之乱时，妻儿皆已殁（死于战乱），其后不久刘镇南遣某随黄祖征江东，为刘玄德所擒。”
也就是说…黄忠如今成了老光棍。
赵旻歉然抱拳。
“将军不必伤心，骠骑将军正坐镇南阳，旻必托骠骑将军为将军觅得良配。”
这时代之人的风俗习惯之一是：择偶找本地同乡。
为免黄忠伤心，文聘赶忙向赵旻抱拳。
“主公，聘之家眷皆在南阳宛城，尚需骠骑将军妥善照拂。”
赵旻秒懂。
文聘叹气的原因，大概率是因其人漂泊在外近一年、思念亲人之故。
张绣在南阳坐镇数年、威望颇高且熟知南阳豪族情况，所以其人一定不会亏待文聘家眷。
赵旻安慰文聘一番后，试探地问道。
“仲业可愿将家眷迁至许都？”
文聘犹豫片刻后抱拳道。
“主公，实不相瞒，聘极思念妻儿，如主公暂无他事，可否准聘返宛城探亲？”
赵旻笑着抱拳还礼。
“仲业何不早言？明日仲业便可离去…一月可好？”
文聘大喜。
“聘多谢主公高义！一月便足矣！”
赵旻含笑颔首后，复又看向黄忠。
“汉升将军是否有意再续弦？”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那可耻教授居然认为郭嘉“十胜十败”是曹操的“隆中对”？
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！
那只是嘴炮而已！
在袁曹争霸的历史背景下，荀彧曾提出“四胜论”，即从“度、谋、武、德”四方面，论证曹操优于袁绍。
同时代的郭嘉，也曾提出“十胜十败论”。其立论根基与荀彧相同，可见这种自我激励的行为，在曹营内部非止一例。
注：四胜论见《荀彧传》，十胜论见《傅子》，文多不引。
有鉴于此，后世读者往往会认为“四胜论”、“十胜论”代表着历史大势，甚至因此钦佩荀彧等人的高瞻远瞩，但实际则不然。
“四胜论”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，是因为曹操是官渡之战的胜利者，所以曹营方面的言论才能得以保留。
从史料记载看，沮授、田丰、许攸、审配的才华并不在荀彧、郭嘉之下，他们彼时也必然为袁绍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战略见解。只不过由于袁绍的失败，其谋主的言论便无法得到广泛宣传，最终归于散佚。
一言蔽之，即以成败论英雄，以结果推过程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便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。
通过爬梳线索，可以发现无论是荀彧提出的“四胜”还是郭嘉提出的“十胜”，与真实情况均相去甚远，只不过是“成王败寇”逻辑下的历史书写。
《荀彧传》记载了四胜论，《郭嘉传》注引的《傅子》则记载了十胜论。
概而论之，四胜论是从“度、谋、武、德”四方面展开论述，十胜论则是从“道、义、治、度、谋、德、仁、明、文、武”十方面展开论述。
比对《荀彧传》与《傅子》，可知郭嘉的立论与荀彧几乎完全一致，连措辞也高度相似。
（袁）绍御军宽缓，法令不立……（曹）公法令既明，赏罚必行，士卒虽寡，皆争致死，此武胜也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（袁）绍好为虚势，不知兵要，（曹）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军人恃之，敌人畏之，此武胜十也。--《傅子》
《傅子》的作者是傅玄，他与《魏书》作者王沈、《魏志》作者陈寿处在同一时代，可知“四胜”与“十胜”的基础史源应该相同。
《荀彧传》称此言论的主要作用是激励曹操，达到“强弱易势”之目的；《傅子》也明确表示，郭嘉献策的背景是“曹操欲讨袁绍而力不敌”。
（袁）绍既并河朔，天下畏其强……（荀）彧曰：“古之成败者，诚有其才，虽弱必强，苟非其人，虽强易弱。”--《魏书荀彧传》
太祖谓（郭）嘉曰：“本初拥冀州之众，青、并从之，地广兵强，而数为不逊。吾欲讨之，力不敌，如何？”--《傅子》
可见“胜论”的本质是一种精神鸦片，主要起自我安慰的作用。
至于这种安慰剂式的言论，最初的提出者究竟是荀彧还是郭嘉，则难以定论。不过按郭嘉与荀彧同为颍川出身的背景来看，这份言论的原始底稿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共同拟定的。
荀彧字文若，颍川颍阴人也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郭嘉字奉孝，颍川阳翟人也。--《魏书郭嘉传》
按人际关系来看，郭嘉是由荀彧引荐，存在裙带勾连。按职能分工来看，荀彧担任尚书令，留镇后方；郭嘉是随军谋主，常在前线。
先是，（荀）彧言策谋士，进戏志才。志才卒，又进郭嘉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（荀）彧为汉侍中，守尚书令。常居中持重，太祖虽征伐在外，军国事皆与彧筹焉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（郭嘉）从破袁绍，绍死，又从讨谭、尚于黎阳，连战数克。--《魏书郭嘉传》
照此论之，“胜论”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的共同意见，只不过在不同场合下由不同的人物负责陈述进谏，因此出现了“四胜”、“十胜”等不同版本。
在“四胜论”中，荀彧从“度、谋、武、德”四方面展开陈述，力图贬低袁绍，抬高曹操，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。
鉴于历史的后续发展，确实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荀彧有“未卜先知”之能，甚至因此神化历史人物。
然而从史料的相关记载及诸多旁证中，却可以发现荀彧提出的“四胜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，甚至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。
官渡之战持续一年有余（199-200），战况非常胶着，可知袁、曹实力相似。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是由“许攸叛变”、“乌巢失守”等偶然因素导致，并非“四胜”之效验。
一言蔽之，曹操侥幸胜出，只是因为袁绍内部矛盾加剧、引起内讧所致。
无论是“四胜论”还是“十胜论”，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，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。
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，多所粉饰，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，用以虚张声势。
荀彧、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，但这种讳败为胜、颠倒黑白的言论，也确属无奈之举，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。
“四胜论”的提出背景，是在建安二年（197）曹操惨败于张绣之后，彼时曹营人心浮动，曹操也痛失子侄（曹昂、曹安民），亟需精神安慰，因此这种惑众之言才能大行其道。
（张）绣败太祖军于宛。（袁）绍益骄，与太祖书，其辞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动静变于常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不过随着官渡之战（200）以后的强弱易主，曹操集团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，因此“四胜论”也便愈发流行，与郭嘉的“十胜论”并行于世。
令人惋惜的是，袁绍虽然在“度、谋、武、德”四方面力压曹操，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输掉了官渡之战；
因此他的种种闪光点，也被随之抹煞。
“成王败寇”一贯是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，袁绍也因此沦为历史的陪衬角色，甚至是并不光彩的陪衬角色。
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导下，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绍，在“德行”方面竟也输给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。
这种“颠倒黑白、过犹不及”的历史构建，无疑是天大的讽刺。
概而论之，无论是“四胜”还是“十胜”，与历史真相均相去甚远。
诚如意大利学者所言，一切历史，实则都是当代史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