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七章 西北皆震恐，加急造马蹬终300（2 / 2）
可知这种零散的实物赋税，一定源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。
其收田租亩四升，户出绢二匹、绵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兴发。--王沈《魏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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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除了民间小作坊之外，也存在官营的大型工场。
比如建安十八年（213）曹**迫汉献帝娶自己三个女儿为贵人，聘礼当中便有“帛、玄纁、绢五万匹”。
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、帛、玄纁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。--《献帝起居注》
玄即黑、纁即暗红，玄纁也指代帝王下聘的聘礼。
这种染色织物与一般的素色织品在质量、规格上存在明显区别。五万匹数量巨大，应该不全是源自民间征发。
基本可以确定，此为官营工场的制品。
三国织物以蜀汉为最，其特产“蜀锦”畅销各地。
《太平御览》称“魏市于蜀，吴资西道”，《搜神记》等南朝典籍，亦记载曹操使术士左慈赴成都买蜀锦的故事，该故事又被范晔录入《后汉书》，可见蜀锦无疑是三国时代的硬通货。
江东历代尚未有锦，而成都独称妙。故三国时，魏则市于蜀，而吴亦资西道。--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丹阳记》
（曹）操恐其近即所取，因曰：“吾前遣人到蜀买锦，可过敕使者，增市二端。”--《后汉书方术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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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备入成都时（214）曾赐给关羽、张飞、法正、诸葛亮“锦千匹”，这里的“锦”来自刘璋内库，应为蜀锦。
益州既平，赐诸葛亮、法正、（张）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，银千斤，钱五千万，锦千匹。--《蜀书张飞传》
不过从可见记载看，蜀锦的质量参差不齐，未必有传说般精致。
比如曹丕便认为，流通至洛阳的蜀锦徒具虚名，不比北方自产的织物精美。
邓艾破成都时（263），收缴了锦、绮、彩、绢各二十万匹。
绢是未染色的织品，而蜀锦竟和绢的数量相等，难免粗制滥造的嫌疑。
前后每得蜀锦，殊不相比，适可讶……自吾（指曹丕）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，亦有金薄、蜀薄来至洛邑，皆下恶。是为下土之物，皆有虚名。--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魏文帝诏》
米四十余万斛，金银各二千斤，锦、绮、彩、绢各二十万匹，余物称此。--《蜀记》
吴国无锦，需从蜀汉进口；但吴国有土特产葛布，其中粗布葛衣叫“綌”，细布葛衣称“絺”。
交州军阀士燮曾向孙权进贡，贡礼中“杂香细葛，辄以千数”（见《士燮传》），可为一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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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来看尚方器物。
尚方即制作御用之物的官署，尚方署督造的器物一般是供给帝王享乐所需。
尚方隶属少府（九卿），少府掌管皇帝的私人财物以及支出用度。
九卿的职能非常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管家，少府在这一方面的色彩尤其明显，其下辖的尚方署同理。
曹叡的舍人张茂曾上书劝谏，称“尚方纯作玩弄之物，炫燿后园”，曹髦即位后“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”，亦可为证。看书喇
（曹叡）奢靡是务，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，炫燿后园。--《魏略》
（曹髦）减乘舆服御、后宫用度，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。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由于尚方这一机构，专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娱乐需要，所造器物精致绮丽，且只在极小范围内流通；
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与夏、商、周时期的手工业情况倒是十分类似。
尚方这一机构早在两汉时便已设立，之后职能亦无甚变化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皆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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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鉴于彼时处在大乱之世，尚方署的存在，便更衬托出统治阶层的腐朽败坏。
另外，乱世时僭越逾制的情况，比治世时也要频繁许多。
比如魏明帝时代的宗室曹楷（曹彰之子），便交结内廷，委托尚方署私造御用器物，结果东窗事发，被削夺封地。
《魏氏春秋》称曹楷为明帝养子曹芳之父，曹楷有僭越之胆，或与此有关。
青龙三年，（曹）楷坐私遣官属诣中尚方作禁物，削县二千户。--《魏书任城王传》
（曹芳）或云任城王（曹）楷子。--《魏氏春秋》
再比如齐王时代的权臣曹爽，也时常盗窃内库珍宝以供享乐。
虽然曹爽的许多罪名是司马氏捏造，但从陈寿的赞语看，曹爽“饮食车服，拟于乘舆；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”的罪名并无争议。
（曹爽）承势窃取官物……饮食车服，拟于乘舆（指天子）；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。--《魏书曹爽传》
官营手工业的匠人来源比较驳杂，既有奴隶，也有官方蓄养或民间征调的工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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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也有囚徒被送入作坊充当苦役。
这种临时性质较强的匠人，一般会从事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重体力劳作。
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，由于冒犯了曹丕的甄夫人，便被曹操械送尚方署进行改造。
酒酣坐欢，（曹丕）命夫人甄氏出拜。坐中众人咸伏，而（刘）桢独平视。太祖闻之，乃收桢，减死输作。--《典略》
刘桢是文人而非匠人，缺乏必要的手艺，只好从事“磨石”一类的杂役，郁郁不得志。
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水经注》对此均有记载。
武帝（指曹操）尝辇至尚方观作者，见（刘）桢故环坐正色，磨石不仰。--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文士传》
东吴的孙皓耽于女色，令尚方署以黄金制造“华燧、步摇、假髻以千数”。
华燧、步摇、假髻均是妇女的头饰。孙皓既然可以制造上千黄金头饰，可知吴宫之中的尚方署规模不小。
（孙皓）昼夜与夫人房宴，不听朝政，使尚方以金作华燧、步摇、假髻以千数。--《江表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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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书滕皇后传》称孙皓“内诸宠姬，佩皇后玺绂者多矣”。
此即隐喻吴宫礼制混乱，许多妃嫔的穿戴、服饰都僭拟中宫（即皇后）。
当然，像这类后宫服侍器物，无疑也来自尚方署。
蜀汉虽然没有尚方的相关记载，不过以刘禅“常欲采择以充后宫”（见《董允传》）的好色性格以及“内供服御，费用张广”（见《谯周传》）的奢靡行径来看，蜀汉宫廷中无疑也存在这一机构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古代农业社会中精细繁复的手工业，可以视作阶级制度的产物。
脱离农业生产的官营匠人，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服务、取悦于当时的统治阶层。
匠人中的粗笨者生产农战之具，精细者则制造尚方器物。至于其命运则十分悲惨，不仅承担沉重的劳作任务，甚至连应得的报偿都难以获得。
按《群书治要》描述，东汉末年，地方奸吏接到上级的手工业任务，便到民间“设计诱之”，工程结束之后，又拒绝支付酬劳，导致“老弱冻饿，痛号道路”。
作使百工及从民市，辄设计，加以诱来之。器成之后，更不与直（指报酬）。老弱冻饿，痛号道路，守阙吿哀，终不见省。--崔寔《政论》
长此以往，东汉奸吏在民间无法再征募到劳动力，又“因乃捕之，劫以威势”，逼迫百姓强制劳动。种种荒诞行径，最终导致东汉朝廷威信扫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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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百姓）豚逃鼠窜，莫肯应募。因乃捕之，劫以威势。--崔寔《政论》
唐长孺在《魏晋时期对工匠的控制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》一文中，亦认为“虽然在较长时间中，官府作场的设置很少变动，但直接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却不能不随着时代而有所差别”。
可悲的是，从史料记载看，即使在汉末三国的乱世背景下，这一现象似乎也并未有所改观。
魏、蜀、吴三国的统治者，或穷兵黩武，或耽于逸乐，海量的兵战之具，穷奢的御用之器便是明证。
此事，足以成为后世之戒。
或许云某看过的三国文只有寥寥近百本之故，故而提到此点的，一篇都欠奉。
无妨，云某会在后文，借赵旻和荀彧之口提出解决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