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三章 谯县访故友，征讨或难休下286（2 / 2）
曹洪的情况与曹仁、曹纯相似。
陈寿对曹洪的记载，是“天子都许，拜洪谏议大夫”。
天子都许，拜洪谏议大夫。--《魏书九曹洪传》
曹洪是恶棍富豪，纵横不法，与谏议大夫“匡正君主得失”的任职要求，相去甚远。
与仁相似，建安之前，洪先后为鹰扬校尉、扬武中郎将。
可知其人一直在军界打拼。
以前后功拜鹰扬校尉，迁扬武中郎将。--《魏书九曹洪传》
因此建安初年（196）洪骤迁“谏议大夫”，改挂“虚衔文职”，必有隐情。
即曹操利用“京官儿”的名目，将心腹将领留在身边。
至于原因，亦如前文所述，即避免袁绍的征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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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与曹仁兄弟的“议郎”相似，曹洪的“谏议大夫”也是掩人耳目的虚称。
其之后依旧从曹操征伐，又迁“厉锋将军”云云。
曹氏核心人物，就此介绍完毕，咱们来看看夏侯氏。
夏侯兄弟在建安元年的职官变迁，完全失载。
夏侯渊的履历变迁表中，自陈留、颍川太守之后，便突然蹦到了“官渡之战”。
太祖起兵，（渊）以别部司马、骑都尉从，迁陈留、颍川太守。及与袁绍战于官渡，行督军校尉。--《魏书九夏侯渊传》
陈留指兖州时期（西历191-195），颍川则指建安时期（196-220）。
渊为颍川守，大概未曾受到袁绍征发；
抑或曹操未雨绸缪，借此断绝袁绍的念想。
注意：许县属颍川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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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侯惇的缺载情况更严重。
其本传自兖州平叛后（194-195），便跳跃性地转入“太祖平河北”，即曹袁之战（200-207）。
时大旱，蝗虫起（指兖州之乱），惇乃断太寿水作陂，身自负土，率将士劝种稻，民赖其利。转领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，为大将军后拒。--《魏书九夏侯惇传》看书喇
考虑到盲夏侯是曹魏元勋，还参与了荥阳之战（190）等“奠基性质”的革命事业，建安元年（196）天子东迁，何等大事，夏侯惇不可能没有升迁擢拔。
失载的原因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不方便录入史书。
《夏侯惇传》的缺载问题、几乎是《魏书》中最严重的。
一个屡战屡败、还被绑票的独眼将军，靠着屯田一路“都督二十六军”，甚至成了曹魏“首任大将军”，根本是天方夜谭。
夏侯惇的军功记录，无疑遭到抹杀。
时代相近的司马炎，登基后曾公开感叹：“夏侯惇的功绩、可以百世流传”。
（晋武帝）诏曰：“惇，魏之元功，勋书竹帛。”--《晋阳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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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按《惇传》所载、其功绩基本都是“典农”。
一个在军界打拼了三十年的老将，“负土做陂”能算功绩？
司马炎必定读过当时的一手史料，他口中的“功”，必指代“军功”。
因史料所限，我只能略作猜测：
夏侯惇早期的军功，恐怕多与袁绍有关，故不好录入史书。
曹仁、曹洪、曹纯在建安初年（196）还能以“议郎”、“谏议大夫”的虚名略加遮掩，而夏侯惇则完全失载，恐怕与“助战河北”有关。
还是那句话，读史一定要带好手和眼。
公孙瓒的记载，与袁绍相同，也消失了两年，甚至至今还有许多人相信，界桥之战后公孙瓒就一蹶不振…
这可能吗？
真是难为了秽史的那一帮子烂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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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无法做到逻辑自洽，只能骗骗人云亦云之辈！
袁曹方睦时代（190-198），两家合兵记载数见不鲜。
诸如兖州平叛，是曹操依靠袁绍为后援；
封丘破袁术，则是袁绍依靠曹操为先锋。
彼时诸多军阀的“特殊动向”，均因“袁曹联盟”而始。
为何云某说陈寿先生是“草蛇灰线”的高手？
如臧洪之乱（195）臧洪写给陈琳那封信，那是陈寿借臧洪之口，解锁众多谜团的钥匙！
真相极为简单，且前文皆已提到：
袁绍是曹操主公，恰如袁术是陶谦主公、刘表是刘备主公一般无二。
在此背景下，荀彧、朱灵、郭嘉等人的“委质归诚”，绝非个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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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可以讲，曹营的许多人物，绝对也有过“改仕袁绍”的履历。
只不过曹魏史书讳言罢了。
看官渡之战结束时，曹操焚毁诸将与袁绍的交通信件，便可见一斑。
（曹）公收绍书中，得许下及军中人书，皆焚之。--《魏书一武帝纪》
两家一体之时，本就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；
“借调助战”实属常见、“改换门庭”亦不足怪。
故“书信交通”也无可厚非。
建安初年（196）曹仁的“广阳太守”，即是袁曹阵营“内部借调”的具体体现。
须知是时广阳正处在“叛军猖獗、反抗公孙”的暴乱中。
与叛军合纵的袁绍，为巩固战果，必然需要抽调军官赶赴前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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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骑督”曹仁，也就在此背景下被袁绍相中。
须知，远在邺县的袁绍，连曹操的“大将军”之号，都可轻松褫夺；
其人征调个把将领，实不足怪。
因为袁绍是曹操的主公。
以绍为太尉，封邺侯。时曹操自为大将军，绍耻为之下，伪表辞不受。操大惧，乃让位于绍。--《后汉书袁绍传》
彼时天子蒙尘，刚刚结束了“为期一年”的流浪生活，自顾不暇。
故借“承拜郡守”而“驱虎吞狼”者，不可能是汉廷，只能是袁绍。
曹仁是宗室名将，曹操自然不甘心放人，遂借“议郎”（京官）虚衔，将其留置身边，继续统兵，即所谓“以议郎督骑”。
规避原则相当简单：
即议郎、谏议大夫是天子身边的“言官”，他们有“匡正得失、应对左右”的职责，因此不便被“调往前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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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曹洪、曹纯等宗室军官，在建安初年（196）突然被授予“议郎”、“谏议大夫”之类的文职，毫无疑问、也是因其遭遇了与曹仁相似的征调。
但陈寿不好一一书明，遂借“草蛇灰线”笔法，将线索藏匿在《曹仁传》、《臧洪传》中。
夏侯兄弟的情况更复杂一些，在建安元年的职官变化无载。
尤其是夏侯惇，缺载过多。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夏侯惇绝非只会打败仗的无能之辈。
按《魏略》，夏侯懋（惇子）遭清河公主（明帝姑母）构陷，下狱论死时，群臣求情，称“夏侯惇有克定天下的殊勋”。
有诏收（夏侯）楙。（明）帝竟欲杀之。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，默以为“伏波（指惇）与先帝有定天下之功，宜加三思”。--《魏略》
负土做陂、典农屯田绝非“定天下之功”，可知至少在三祖时代，夏侯惇的军功记载尚为显赫。
看晋武赞语（魏之元功），可知惇实系名将，军功彪炳。
至于此载多遭抹杀，恐怕与袁操联盟的“内部借调”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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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书中的诸多记载，受制于时代，无法秉笔直言。
即使像陈寿这样的良史，也不得不将线索深埋于诸将列传之中。
挟泰山以超北海，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！
呵呵，如此说来，赵旻骂《尚书》…似乎也有些道理哦！